[15]See Bernard Schwartz, Administrative Law, Little, Brown＆Company, 1976, p.192.。
然诚如德国联邦法院在Mephisto案(BGHZ 50,153)所强调：唯有当个人能够信赖其生活形象于死后仍受维护，不被重大侵害，并在此种期待中生活时，宪法所保障之人的尊严及个人在生存期间的自由发展始能获得充分的实践。然而，本人依侵权行为或不当得利的规定请求损害赔偿或返还利益时，其请求之范围却不及于管理人因管理行为所获致的利益。
人格自由发展，在不侵害他人权利、违反宪法秩序或伦理的范畴内，是一种应受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著作权得为继承（第28条），包括著作者人格权（Urheberpersonlichkeitsrechte）及著作者利用权（Urheberverwer-tungsrechte)。其所保护的系著作权人对其著作物的精神及人之关系及对著作的使用，并在确保对著作利用的相当报酬（第11条）。被害人苏菲亚公主主张人格权受侵害，诉请慰抚金的损害赔偿。在比较法的研究，向来就多系法律规范作抽象的论述，今则渐采案例比较的方法，[66]兹举乙例加以说明：甲系一个著名的艺人，形象清新，常作公益代言，颇获好评及信赖。
隐私权与公开权的保护客体及法律性质不同，得为竞合。4．一般人格权的保护范围与其与特别人格权的适用关系德国联邦法院创设一般人格权后，其须处理的有二个问题：一为如何认定一般人格权的内容，一为关于一般人格权与特别人格权的适用关系，分述如下：(1)一般人格权的保护范围一般人格权系一个抽象概括性的权利，如何加以具体化，认定其内容，德国学说上有认为应形成特别人格权。康德曾说：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月异、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
）彭中礼，单位为山东大学。在司法活动中，司法判决一直被认为是司法权威的载体。但是世界事物并非那么简单，如上所述要论证张大山是一个好人这一事实命题，则需要费一番周折了。普泛听众与作为职业人的听众以及当事人不仅不分享相同的知识，而且也不分享必然的共同利益，这就使得他们对于内在的服与不服自构了一本账。
在司法判决中，判决书要说明事实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要适用某个法律等问题，甚至还需要对某些价值问题给予合理诠释。因为司法目的本身就是要通过说服听众解决社会纠纷。
如某公园有禁止车辆进入公园这一规则，并且宣布其直接法律后果是罚款50元。在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中听众理论是其修辞学理论的前提。一个案件的审判以及审判结果，在当代社会是很容易受到关注的。作为一种价值判断逻辑的或然性推理，法律修辞学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法律的理性化特征。
可见听众具有多元性，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中就成了不同的听众，而不同的环境也会产生不同的听众。特别是在法庭论辩中，控辩双方就是论辩双方，法官就是听众（听众不仅仅限于法官，见后文分析）。[3](P38)而从具体制度来看，司法判决的接受则需要强调通过修辞的说服，其原因在于判决意见中所使用的语言和修辞比判决结论更加重要，因为它们决定着所要得出的结论的对错，为了理解法律正义，我们必须考察隐藏在语言和修辞之中的法律主观领域的‘内部世界。[2](P356)在宏观意义上，法律制度的接受意味着立法、行政与司法权力获得承认。
从经济学的成本与效益分析来看，大部分人还是会从效益最大化出发来认识案件的是非曲折的。论证在一定程度上是把一个事实判断或者一个事实命题与另一个事实判断或者事实命题连接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相关性必然通过就事说理来完成。
用修辞学论证恰恰可以实现法与理的交融，实现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结合。[12](P249)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意义上普遍听众不排除有盲目倾向的可能性，但也有被说服的可能性，因而对于有理并说清了的观点是能够接受的，这不应该怀疑。
这些理论充分的表明，司法判决不是简单独断的，特别是在价值多元和利益分化的社会，司法判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说服的方式实现某种利益整合，实现纠纷的和谐化解。作为法官对社会纠纷的最终意见，司法判决承载着法官的法律观念和价值观念。[1][P573]但这不是法官的错—法官错与否在于是否用足够丰富的知识把理讲清楚了。法治发展到了今天，在祛除了对法治的盲目崇拜情结之后，司法自身也慢慢意识到司法判决的说服功能必须得到加强，否则就有成为独白而难以获致接受成为共识的危险。二是论辩需要对听众的性质等做基本分析。其次，对于作为听众的案件辩护人、代理人或者关注案件的职业法律人来说，他们本身就与法官分享了基本相同的知识，其在案件的认知方面，有一定的共同话语，因此对话和沟通是可能的—关键是能够产生对话或者沟通。
人们对此进行了充分反思，如法律论证理论就对司法判决的可接受性做了分析（注：经典作品较多，如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澄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三，法官应该以修辞方法融合伦理道德问题，达致法律适用之法与理的交融，进而实现伦理道德层面之说服。
第三类为说话者本人，即将自己当为听众与自己对话，也就是个体思维。同时考虑上文所讨论的听众有自己的裁判天平，而且在司法活动中，自然事实的不可完全颠覆等，修辞学只能基于某种客观性存在发挥作用，所以这种担心就可以大大减少了。
他一度认为新修辞学……旨在促进人们在思想上继承向他们提出并夺取他们同意的命题。佩雷尔曼的听众理论就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找到渊源的，他说，我们发现亚里士多德的《论题篇》里表达了这一观点。
[11][P191]实际上，修辞学本身就是一种希望获得听众认可和接受的学问。司法判决可以从事实层面、法律层面和伦理道德层面去说服听众。所以，如果法官的司法判决点中了当事人的死穴，能够把理说的原原本本和清清楚楚，当事人认服的机率是非常大的。第四，听众的素质将决定这一辩论的正确性或‘理性如何。
听众自己也有裁判天平，因而其裁判倾向会形成修正性的民意。传统的实证主义法学理论认为，司法判决一经做出，就具有当然的法律执行意义。
法官能做的就是通过某种方式说清楚这本账，从而达致最低限度的共识—这种方法就是我们多次提到的修辞方法。在法律案件中，特别是在疑难案件中，解决法律适用问题非常重要。
【摘要】听众就是说话者在论辩过程中想通过其论辩来影响的人的总称。自我审思的说服并不代表能够说服作为听众的当事人、普泛听众或者作为法律职业人的听众。
（注：有关修辞学在法律活动中的使用及其限度问题，可以参见笔者的另一篇文章，彭中礼：《论法律事实的修辞论证》，《西部法学评论》2010年第1期。遵循先例则使司法看上去很固执，因为它的隐含之义就是拒绝修正错误。[21](P2-3)可见，在司法判决的制作中，价值判断不可避免已经成为事实，这样，法官应该在综合案件的实际情况之后，结合社会普遍的伦理道德观念，根据相关的法律条文，以最具有说服力的理由作出价值判断，作出最有说服力的判决。所以此时引出的关键问题是，既然法官所做的司法判决需要考虑去说服听众，那么听众能否被说服呢？听众能否被说服的问题可以转化为听众的内在信仰是否可能被征服的问题。
除了事实认定方面的困难外，面对千变万化、复杂多岐的具体事实，如何妥当地使用法律也往往是颇费踌躇的。某日张大山骑电动车进入了公园，然后被控告至法官处。
听众尽管是法官制作司法判决过程中的旁观者，司法判决的制作过程也是法官的独白，但是这种独白绝不意味着听众失去了在司法判决过程中应有的地位。其合法性乃奠立于传统、信仰以及各式各样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哲学基础之上。
对于法律，听众可能了解和掌握的比法官少（职业法律人作为听众例外），但是面对普遍需要遵循的价值，听众内心也有自己用以衡量和判断事物的天平。当然说服不一定是精确知识的摆弄
